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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于是她同样用手势表达着意思,她把戴铐的右手微微地摇了摇,然后向前一推,告诉夏晓倩:她不同意营救,这里危险赶快离开。她生怕夏晓倩不理解,就把同样的手势做了三遍。 杨惠娟专心致志地向夏晓倩打手势传递信息,当然不可能听到关于脖铐的介绍,等戴好镣铐起程走向装甲囚车时,才发现问题严重。原来杨惠娟边走还边转动头颈,想再看一下夏晓倩是否安全离开,结果脖铐迅速收紧,猝不及防的她本能地抬起双手保护脖子,这样一来手铐也被收紧。接着,疼痛使她各种动作都乱了方寸,从而对身体各部位的镣铐产生了连锁作用,使它们纷纷收紧,这样疼痛就更为加剧了。 “是不是停下来调整一下?”女刑警们连忙向领导请示。 按照事先约定,自杨惠娟从列车上下来那一刻起,联合押解组的使命就告结束,索正雄开始独揽起看管杨惠娟的大权。此刻他觉得众目睽睽下再让杨惠娟停下来调整镣铐,有损警方形象,就下达命令:“只有几步路,你们先把她架上车,上车后再调整。”接着他又对维持秩序的武警们说:“交接仪式已经结束,让乘客们离开吧。” 就这样,杨惠娟很快被架上装甲囚车,夏晓倩也随着被驱走的人群走向出站口,这对姐妹短暂、秘密的见面结束了。看到杨惠娟在镣铐折磨下痛苦的表情,夏晓倩心如刀割,她快步走到一条无人的小巷,无声地哭了起来。 “如果说6月11月我们在临全抓获非法恐怖组织重要头目杨犯惠娟还只是取得初步胜利,那时尚担心在杨犯押解途中被同伙劫走或逃掉。那么随着杨犯的顺利押解到京,此种危险一劳永逸地被消除,就应该可以确定我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此过程中,彭非同志亲赴临全市,以精心细致的运筹确保押解行动万无一失,劳苦功高,应该嘉奖。”两个小时后的警务部大楼的部长办公室里,警务部部长刘稼轩听完彭非和索正雄的工作汇报,高兴地评价道。 这位部长业务能力有限,但并不嫉妒有才能的部下,而且颇能得人之助。他的口头禅是,本人地位是历史造成的,下属能力再强又能奈我何。此次彭非赴临全办案虽是上峰的耳提面命,但成绩毕竟也是在他这个部长领导、支持下取得的。随着明天开完公捕大会,平安地将杨惠娟押入汉都监狱,成功破获杨案就将成为警务部今年最大的一项政绩,从而为他获得年度优秀考评增添一个最有份量的砝码。如果在最后阶段,张罗捕鸟计划成功,再捕获一批杨惠娟的同党,将所谓“女子惩贪团”连根拔除,那更是奇功一件,锦上添花。 想到这里,刘稼轩问道:“彭非同志,你刚才说因临全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没有实施张罗捕鸟计划,该计划将放在明天最后阶段实施。请谈谈你的具体计划。还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保证?” “我的设想是在杨犯惠娟由公捕大会会场,西区的雁岭体育馆押往北郊汉都监狱途中的旅游高速公路上,设置一个诱捕陷阱。”彭非说道。 “说说你的理由。”刘稼轩一副上级虚心听取下级意见的做派。 “明天的路程一共只有两段。第一段从我们警务部大院到雁岭体育馆,从东到西走的是横贯首都的中央大道,途中要经过总统府、独立大议事堂、景门商业区入口等重要政治经济目标。主动让恐怖分子在这段路程出现,会产生极其不良的国内国际影响,因此不宜作为诱捕陷阱。第二段从雁岭体育馆走2公里到达旅游高速公路的起点,在高速公路行进30公里后从红溪出口处下路,然后再有1.5公里就到了汉都监狱。这一段路程长、路况复杂,如果仅从安全角度考虑,应该放弃车辆押解而改为直升飞机押解。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恐怖分子容易在此上钩。另外,旅游高速公路上午满载游客的车辆流向为从南到北,押送车队经过时该方向必须封路30分钟。这样一来,所有满载游客的车辆都不会出现在事发现场,可能出现事发现场的只有从北到南为数有限的货运车辆。在这种情况下,与恐怖分子交火作战,对从社会影响程度应该是很小的。”彭非是这样分析的。 “那末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诱使恐怖分子在高速上露面呢?”刘稼轩又问。 彭非提出了三点措施:“我的意见是:第一点,在不利于恐怖分子作案的首尾两段普通道路上设置全程警戒,而其中利于他们动手的高速公路沿线不设任何警戒。这样做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因为30公里的路程太长,车队何时经过又不确定,所以我们不可能调集全副武装的军警终日守候。而且我们在临全转押杨犯惠娟时同样未在高速公路布置保卫力量,恐怖分子绝对会因看到有路可退而赤膊上阵,他们产生怀疑而不露面的可能几乎没有。第二点,不能对旅游高速由北至南方向管制交通。这实际是为恐怖分子提供进入高速公路的通道,但从我们人民警察不愿过分扰民的角度出发也分析得通。第三点,噢,索组长,明天你要命令押解车队把时速限制在50公里以下。这样我们的头车就不会因车速过快,而与使用车辆阻截的恐怖分子同归于尽。他们是亡命之徒,已经豁出去了,但我们还